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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法国的卡奥斯地区发生了这样一件新鲜事,在城南的工业园区内,新开了一家工厂——中国工厂,它雇佣了60名工人干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与全法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早已习惯了看到他们的工厂纷纷迁往中央帝国,因为那里的工资是那样低廉。于是,卡奥斯的故事自然尤其引人注目:中国人办的工厂向法国西南部地区的农民回收旧塑料,清洗干净、粉碎,然后再出口到中国,因为那里对塑料的需求蒸蒸日上。中国国内的人将对这些回收的旧塑料进行再加工,制成油桶、管子和盒子,然后在商品上就地打上“中国制造”的字样。当地人不久以后就可能在自己所在城市的小店里发现这些东西。制假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手工作坊的事情,近年来,它已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在一些城市里,简直全城都在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某些党政干部的支持下,许多身处困境的国有企业也投资此事。他们仿冒一切,没有哪样产品能够逃得过:从芭比娃娃到乐高公司的玩具,从自行车到手提电脑,从斯沃琪到卡蒂亚牌的手表,以及软件、汽车散件或者药品。甚至一些真品尚未在其原产国上市,仿冒品竟已出现了。所有这些假货都是从中国市场开始的,卖给那些贪慕时尚和名牌、但没钱买真品的消费者。这种竞争使很多跨国公司遭受惨重损失。世界洗涤剂业的老大宝洁公司估计,由于仿冒,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要损失5%~10%。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非常迅速,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有人说,每年有近1,000万到2,000万人离开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公路、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340万公顷,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京葡网虚拟世界的光芒不能掩盖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老式经济”——也就是那些基础工业、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农业——它们并没有死亡。中国(明天还有印度)正使它们在全世界重现青春。世界经济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出代价。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意识到,即使是在知识经济中,汽油仍然是昂贵的。即使在非物质经济中,物质仍然有其重要性。经济周期消亡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经济冲突消亡论亦然。

京葡网与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样,中国今后也得为其石油供应的安全操心了。它自己的油井趋于干涸,而需求正在爆炸,如汽车的销售量就日甚一日。中国也热衷于推动其他能源的开发,除核能外,中国还寄厚望于天然气。从现在起到2020年,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要从3%上升到10%。国家在天然气建设方面投入巨资,例如,它将铺设一条长达4,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相当于万里长城总长的三分之二。这项工程起自大西北的新疆,目的地为上海,计划在2007年竣工,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占全国实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计划总共铺设5万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

在香港,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神话”。他们认为,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这些专家们解释说,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政策。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币值被低估——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邓小平的到来结束了经济上的长眠。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仅仅到了21世纪初,其他地方的人们才开始热烈谈论它。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它现在的生产总值是当时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当时的7倍,出口额更是增长了45倍。4亿中国人走出了在过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绝对贫困状态。实际上,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人们还从未见过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13亿),在如此长的时期内(25年),有过如此迅猛的发展(年增长率达到了8~9%)。另外,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场、技术和资本——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起飞。所有这些都使当今最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感到叹服,他断言,“中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发展成功的案例”。李克强: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 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创新京葡网曾几何时,差不多是在全世界,矿厂纷纷倒闭,矿业集团追求重组,年轻人也都不愿再干矿工。当然,矿业并不是唯一坠入危机深渊的。一些昔日风光无限的基础产业似乎都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不幸,陷入不可救药的减产。这些产业包括农业、冶金、钢铁、造船、能源、运输等等,不一而足。至少在15年以来,在法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光的产业只有因特网、信息或电信。煤炭、石油、钢铁乃至黄金,统统都结束了。他们当年的风光让位给了股票交易系统、字节和像素。新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将世界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人们嘴上挂着的词汇是知识社会、非物质经济,对于真实和具体经济的依赖少多了。

这个梦、文学家笔下的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其实有点噩梦的滋味。人们不由得担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农场和试验室,全球所有的工业、农业和科研都要集中到中国。通过这部小说,人们更是发现,中国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养老院。它拥有同样的王牌,可以出演这一仁爱的角色,那还是凭借它大量的劳动力“后备军”。这些人随时准备为很少一点报酬而工作,可以向富国的老人提供廉价的个人服务。在这一领域,中国同样具有可怕的竞争优势。在某些地理上比较接近法国的贫穷国家,例如马格里布地区,人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如果中国进入这一领域的话,那就像工业和研究领域一样,其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相当多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曾经预言,服务业是发达国家里不会被转移出去的就业领域,他们的看法将很快被事实所否定。正在发生的事实表明,就业机会可能还没有转移出去,但他们的顾客却要流失了!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即使“两强说”尚未成为现实,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肯定是新世纪世界经济中两个活力最强的国家。高盛亚洲公司的负责人胡祖六先生发表的计算结果显示,最近四年来,美国和中国共同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2/3。但两者内部的力量关系很不平衡。总有一只是狼,一只是羔羊。按照通用的方法计算,美国这只狼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中国这只羔羊的10倍,人均收入则是中国的10~30倍。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假设,在2030年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可能超过美国。美国在向全世界发行货币,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可兑换货币。美国企业统治着经济界所有的重要行业,而他的对手中国在这些行业中还只能蹒跚学步,是一位正在学习认字的儿童。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则更为明显。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

世界会因为石油大战而走向毁灭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人们完全可以谈论后石油时期,谈论有朝一日全世界的油田都干涸后的情况。人们也可以想象,天然气在明天也许会引发同样的博弈,同样的爆炸。不过,就眼前来说,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石油作为现代经济的主要燃料至少还会维持几十年。问题在于,石油在这个星球上的分布太不公平了(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等等),这使得在今后很长时间内,石油始终将是全世界地缘战略博弈的中心。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始终为强大的美国所统治。而中国正在与“超级大国”美国展开直接而可怕的竞争,这将会深刻改变这个市场的面貌,同时将改变整个星球的政治力量的对比。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当年的经验证明了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确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所言,这些国家从自己的低工资、低成本和低生产率中得到了好处,并开始起飞。他们向发达国家低价出售产品,买回技术和服务。这些技术和服务是他们的软肋,因为他们没有与发达国家同样好的生产条件。接着,他们开始富裕起来,工资提高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也增加了(需要向学校、医院、研究机关等投入更多的资金),生产效率也有所进步。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工业国家逐渐赶上了老的发达国家,其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已经趋于一致。今天,东京或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即使不是更高,也几乎和芝加哥或慕尼黑持平。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人并没有这种弱点。发达国家向它们转移了一部分规模不算小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算起来已经有年头了。美国人长期购买墨西哥产的衬衫,法国人买突尼斯的,而日本人则买菲律宾的。这些更靠近南半球的国家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那些需要很多劳动力、对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非本地化”的浪潮。“非本地化”运动动摇了老工业国,迫使其进行痛苦的重组,却有利于一些穷国起飞,使其国民逐渐富裕起来,并开始提高那里的工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墨西哥、突尼斯和菲律宾又变成劳动力“昂贵”的国家了。那里的工资是中国的3倍、4倍到5倍,这些国家没有在工业化诞生后再往产业高端前进,所以猝遇竞争,就进退失据。更先进一点的国家,如葡萄牙和土耳其,也面临类似的威胁。中国的租金优势实际上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转移,这回是将世界的一些制造业连锅端地都搬到中国去,从那些中等收入的、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端出去,端到中央帝国这个更接近南半球的国家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位专家指出,面对中国国力的崛起,真正的输家将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那些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不过,在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眼中,如果按亚太地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特别惊人。在起飞的前30年中(从1970到2000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4倍,从1%增长到4%。日本在起飞初期(1955~1985年)也达到同样的速度,东南亚的一些小国也一样(从1965到1995年之间)。目前,中国的出口额占其GDP的五分之一。而在同一发展阶段,日本和上述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则超过了自身GDP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银行界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实际上还不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开放。然而,这些分析人士在反驳别人的看法时忘记或低估了如下三个主要因素。

中国人很现实,如有必要,他们会主动采取迂迴战术。在无线电话的技术标准方面,他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芯片战中,他们的做法则更具代表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于2004年3月第一次受到来自美国的控诉。华盛顿指责北京打算对外国的微处理器征收17%的增值税,而对在当地制造的芯片的税率则只有3%。7月,美国总统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很有把握地宣布,中国已经放弃这项歧视性计划,有鉴于此,美国也撤回了诉讼。中国对“美国制造”的半导体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它自己目前尚无力制造这种半导体。在美国对华出口中,半导体位居第3(每年超过20亿美元)。两位巨人迅速悟出了各自的利益所在,芯片之战很快结束了。在让-米歇尔·特侓翁(Jean-Michel Truong)最近的一部小说《永生快车》(Eternity Express)中,那个地方显然是指中国。在这本科幻小说中,作者描写了21世纪中期,一批七八十岁的法国老人经过长途旅行迁移到设在其他地区的新居住地——永生园。对话很精彩,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他们憧憬着旅行的终点,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忧虑马上就要结束了,乐园的守护天使将日夜保卫他们的安全。还有,家务事的桎梏也要全部解放,根据约定,大量的专业人士将时刻听从他们的调遣,伺候他们的饮食,熨平他们的衣服,如此种种。忘掉那些小灾小病吧,护士和医生们将轮流守候,随叫随到。在那里,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嗜好中——打网球、画油画、玩桥牌,态度友善的咨询人员还能够协助他们提高娱乐的水平。京葡网在本地区所有起飞的国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像共产党中国这样对外资充分开放。日本就曾出于维护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在长时期里禁止外国资本进入自己的许多产业部门。东京当时的政策是日本式的毛泽东主义:自力更生、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在北京,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这样的偏执情绪,他们想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阶段的全球化。他们特别关心外国直接投资。在担任了政治局常委的那些工程师们眼中,外国投资不仅带来了国家建设工厂所必需的资金,而且带来了自己非常缺乏的新技术和管理知识。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它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是一个特例。它赶上的起飞时刻和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它具有了很大的特殊性:它正在融入世界,这成了促进它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之一,而且今后将仍然如是。与比往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个国家与全世界的交往都大大加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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